Anthropic在诉美国政府黑名单案中胜诉

Anthropic在这场对抗美国政府全面黑名单措施的实体诉讼中获胜。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丽塔·林(Rita Lin)于8月27日裁定,国防部将Anthropic认定为"国家安全供应链风险",并借此切断联邦机构及国防承包商与该公司往来的做法,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五修正案以及联邦行政法。

这项判决并不意味着法院强迫国防部接受Anthropic的武器使用政策。判决书明确指出,国防部完全可以自由选择其想要的任何AI供应商。但判决同时划清界线:因合同谈判破裂就将一家持批评态度的公司彻底逐出整个政府市场,是另一回事。

从3月的临时胜诉到8月的实体胜诉

这一裁决与3月26日的初步禁令性质不同。当时法院认定政府的措施很可能违法,且可能给Anthropic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因此暂时叫停了相关执行。而这次,法院是在审查双方提交的全部记录后,作出了长达59页的判决书,对核心争议作出了实体性认定。

判决书批评最猛烈的部分,是政府所依据的理由。国防部的行政记录几乎全部建立在一份仅四页的备忘录之上，而这份文件本身还是在三项被诉措施中的两项已经出台之后才写成的。政府最初提出的理由是,担心Anthropic可能通过"后门"接触已部署的模型,但在审理过程中,政府方也承认Anthropic并不具备这种接入权限。

在法院看来,唯一能被认定为Anthropic特有的风险,并非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政府所说的"信任"问题。国防部的记录中写道,Anthropic通过媒体表现出越来越"对抗性"的态度。林法官认为,这与其说是一项国家安全风险评估,不如说是对一家公开批评政府AI使用方针的公司实施的报复。

冲突的核心：两条红线

这场争端的起因,是国防部要求AI供应商在合同条款中允许一切合法用途。Anthropic表示可以放开大部分限制,但坚持不允许两类用途：对美国民众进行大规模境内监控,以及不经人为干预即可自主选择目标并发起攻击的全自主杀伤性武器。

Anthropic在2月26日的官方声明中承认,做出军事决策的主体应是国防部,而非一家民营企业。但公司同时表示,当前的前沿AI技术还不足以可靠地支撑全自主武器的稳定运行,而大规模境内监控则属于法律尚未跟上技术发展速度的灰色地带。换言之，这并非公司要求由自己来挑选合作对象,而是明确说明了自家产品无法被用于的两种场景。

第二天,特朗普总统下令所有联邦机构停止使用Anthropic的技术,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随即将Anthropic认定为供应链风险。这一认定还附带了一项二级抵制条款——禁止与国防部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在与军事无关的业务中与Anthropic开展任何商业合作。法院认定,这种做法超出了供应链相关法律的立法初衷,该法律原本是为了防止外国情报机构或恐怖组织在技术层面进行破坏,不能被如此扩大适用。

政府可以换供应商，但不能实施报复

本案判决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国家安全"这个说法并不是一张可以为所欲为的空白支票。法院明确承认，政府完全有自由停止使用Claude,转而选择其他AI供应商。但法院同样认定,以Anthropic的公开批评为理由,进而封锁整个联邦政府乃至民间国防市场，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禁止的报复行为。

程序上也存在问题。Anthropic在被列为供应链风险之前,既未获得通知,也没有获得申辩的机会。国防部没有留下任何具体记录，证明其曾考虑过侵害性更小的替代方案，也没有按照法律要求，完整履行由相关责任人进行风险评估的程序。法院据此认定，这构成对宪法第五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以及《行政程序法》的违反。

最终判决方向是撤销政府的相关措施，并发布永久禁令。政府提出的7天效力暂缓请求也被驳回，理由是：既然相关措施从3月起就已经处于临时暂停状态，政府却未能证明自己会因此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害。

并非全面胜诉

Anthropic并未在所有诉求上获胜。在"总统指令本身违反权力分立原则、构成越权行为"这一诉求上,政府一方获胜。此外,针对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商务部、退伍军人事务部、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等部分机构的诉求,由于未能确认存在最终行政行为，Anthropic的相关主张也未被采纳。

另外,还有一起单独的供应链相关案件目前在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审理中,尚未了结。这次加州法院的判决并不会终结那起案件。外界猜测政府可能会向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但截至判决公布后，尚未确认已正式提交上诉文件。

Anthropic方面在提交法院的资料中主张,如果相关制裁措施重新生效,与国防相关的客户营收可能下滑50%至100%，2026年全年营收损失可能达到数十亿美元。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数字并非经过独立核实的实际业绩，而只是公司在诉讼中提出的估算值。此外，2025年7月签署的最高2亿美元规模的国防部合同，并不是本次判决带来的新增合同。

编辑视角

这起案件真正的争议焦点，并不是"AI公司是否可以控制军队"。法院并未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承认了国防部有权选择限制更少的其他模型。判决所阻止的，不是买方的选择权，而是国家动用其购买力与监管权双重杠杆，把一个批评者整体逐出市场的做法。

如果是普通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谈崩了大不了换个供应商。但政府合同不一样。一个部门的谈判破裂，一旦蔓延成整个联邦政府、甚至波及与该部门有业务往来的所有民间企业的全面禁令，政府实际上就同时握住了巨型话筒和市场大门的钥匙。这正是法院要把"合同破裂"和"公权力报复"区分开来的原因。

AI安全标准也应该按同样的逻辑来理解。模型公司提出的每一项限制未必都正确，民营企业也不应该取代民主监督的角色。但反过来，政府同样不能仅凭"合法用途"这样宽泛的措辞，就抹去技术失败的可能性。唯有让承担不同责任的两方能够公开地产生分歧、彼此制衡，安全标准才能真正得到检验。

这份判决并没有把Anthropic划定的两条红线确立为美国军事AI的官方政策。它确立的是另一条原则：一家AI公司不能仅仅因为批评了政府的方针，就被贴上国家安全敌人的标签。在AI与国家权力不断博弈的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不是逼人闭嘴的忠诚竞赛，而是一套能在保留异议空间的同时、划定合同边界的程序。